梁晓声：父亲与茶

父亲是从不饮茶的。

我想，他年轻时大约也在什么场合饮过几次茶的吧。当然，那天他肯定被失眠所折磨了，结果再就畏茶如畏虎。

正如酒于父亲也是如此。

1963年冬季，春节前，父亲从四川辗转数千公里回到了家。

父亲回到家里时，双腿浮肿得一按一个坑，却那么高兴。

他将一个纸包递给母亲，叮嘱说：“这是茶，在咱们东北是稀罕东西，哪天要分给邻居，放好，千万别沾水。”

1963年我已经14岁了，还没见过茶。但从读过的小说里知道，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饮料。

第二天，父亲和母亲一块儿将茶分成十多份，一一用红纸包好。红纸是我替母亲买的，5分钱一张，母亲让我买了两张。母亲本是要用红纸亲手做拉花的，而父亲坚决主张用红纸包茶，说那才显得心诚。我在一旁裁红纸时，母亲一味絮叨些舍不得的话。母亲陪着父亲，挨家挨户将茶送给邻居，回家时都满脸高兴，我想那足以证明，收到茶的邻居们也是都很高兴的。初一上午，全院孩子们大串门儿。在我们那个大院儿，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辈开始的。

一户邻居家的大婶问我：“除了茶，你爸还带回了什么好东西呀？”随口一问的话。

我说：“还带回了50多斤大米呢！”也是随口一答的话。

就见大婶和大叔交换了一次意味深长的眼神。那是一户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。

我当时觉得大叔大婶的眼神很奇怪。

初二晚上，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家的女孩来到了我家，将用红纸包着的茶原封不动退送给我家了。女孩代她爹妈说，她家没人喜欢饮茶，好东西别白瞎了。

在我看来，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。几年也见不着一次茶的哈尔滨人，对待并不留下吃饭的客人的礼节分为三个等级——白开水、白糖水、红糖水。至于茶，其实并不比红糖水的规格更高。所以既然不喜欢饮，再给我家送回来挺自然的。女孩走后，父亲和母亲满脸困惑了。

父亲说：“别是因为有什么事使人家不高兴了吧？”

母亲说：“一向处得很好啊！”想了想，问我初一去拜年时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没有。我就将我在邻居家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，因母亲之问感到冤枉。

父亲一拍脑门说：“错！错！怎么没想到也送些大米给人家？”

1963年中国许多省份发生旱情，水稻严重减产。全哈尔滨市的居民，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减少到了一斤。那女孩的姥姥姥爷都是南方人，他家的大米从来不曾为过春节攒下过。

母亲此时也想到了这一点，后悔极了，而父亲已搬出米袋子往一只盆里倒米了。

母亲说“行了”，父亲嫌太少，但母亲接着说出一句话，使父亲犹豫不决了。

母亲说：“只送给一家，其他几家不送，邻里间还不分出远近来了？再者，是人家把茶送回来了在先，咱们又送米过去在后，不是反而闹得双方都不尴不尬的？”

如果给每户邻居都送些米，哪怕一户二三斤，那父亲千里迢迢背回的米也就只剩一小半了。别说母亲多么舍不得了，连父亲也觉得像割肉，而我们几个儿女更舍不得。尽管，大米只不过是四川糙米！

米最终没送。

那包茶，母亲后来送给了别人家。

我们两家邻居的关系，并没因而出现裂痕，但两家的大人孩子，心里都留下了隐隐的不悦，只不过都尽量掩饰。

父亲临走时还埋怨我：“你说那么一句干什么啊？！”

从此，我与父亲天各一方，每隔多年才能同时与家人团圆，仅两个星期，并且通信也少，因为父亲只不过在“扫盲”运动中识过不多的字，我的信他若不请人读，自己是看不明了的。而父亲又必亲笔回信，仅一页纸而已，字体大且歪歪扭扭，夹杂着错别字。这使我每次给父亲写信，总是难免犹豫不决。

1971年，也是春节前，我从兵团回哈尔滨探家。那个冬季多雪而寒冷，父亲原本是准备与我同时探家的，却没成行——他在家信中写的原因是：“建设任务紧张，请不下假来。”

自从1963年我与父亲一别，我们父子二人已8年没见过面了。而母亲在8年中，已苍老成一个老太婆了。

母亲告诉我，父亲从四川寄回了一斤茶叶，信上说是花8元钱买的头季芽茶，要我在春节前按地址送给某人。那一年我已22岁，还没饮过一口茶水呢！父亲每月最多才能往家里寄40元，自己又节俭得要命，都舍不得花几分钱买食堂的菜吃，一块腐乳下三天的饭，却居然用8元钱买一斤茶，千里迢迢地寄回来送人，我想父亲一定是欠了对方极大的人情。

那天，哥哥疯着，母亲关节炎很重，三弟也下乡了，四弟小妹没办过重要之事，那一斤珍贵的茶只有我去送了。在当年的哈尔滨，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，确乎算得上珍贵了。

“动力之乡”在郊区，我家离那儿有30多里，且交通不便。当年是没有什么出租车的。我先乘公共汽车到了郊区某站，下车后开始步行。由于那一段公路来往车辆少，一尺多深的积雪尚未被压平。我一脚一个雪坑走了20来里，才终于到达“动力之乡”。在那一带，样式一律的平房和楼群左一片右一片，此片彼片相距挺远。父亲寄给家中的地址上仅写了第几工人宿舍区第几排第几号，而那是根本不能将茶送到的。因为当年的“动力之乡”，是由三个大厂组成的。每个厂又分干部宿舍区和工人宿舍区；多数干部住楼房，多数工人住平房。这些父亲都没写清楚，我忽东忽西奔走了一个多小时，也没打听出个结果，最后只有气喘吁吁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，望着一栋栋高楼、一排排平房，沮丧极了。

到家时，天已黑了。而我将一斤好茶丢在公共汽车上了。

当母亲听我说非但没将茶送到，还将茶丢了，眼神呆呆地望着我，整个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。

许久，母亲才缓过神来，惴惴不安地说：“这可咋办？这可咋办？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别为难的事，急着求人帮忙化解，不然会舍得花8元钱买一斤茶送人？你知道的，你爸他可是万事不求人的性格啊！这可咋办？儿子这可咋办啊？由谁写信告诉你爸实情呢？咱们总不该撒谎骗他吧？”

父亲的性格我当然清楚，母亲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，当然告诉父亲实情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。

我对母亲内疚地说：“妈，别急成这样。急也没用，由我写信告诉我爸。”

因为那一斤茶的丢失，1971年的春节，我们全家谁都过得高兴不起来。8元钱一斤的四川好茶也只不过是茶，我们和母亲高兴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大的担忧——父亲他究竟遭遇到了什么事，使他这个从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？

回到连队，我才给父亲写信。我在信中实话实说，承认那包茶被我丢失了，接着用一大段文字细写我寻找地址上的人家多么多么不容易，我认为那种客观原因也是必须让父亲了解的。再接着，批评父亲粗心大意，自己应该将地址搞详细了嘛。最后，询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，是否超出了自己克服不了，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？如果并没超出，那么还不如自己迎难而上克服过去为好。那些话，反倒有一种儿子教训父亲的意味。

1971年整整一年内，父亲没回信。我明白，我伤了父亲的自尊心，他生我气了。

转眼到了1973年夏季，我又一次探家。而父亲，也终于与我同时探了一次家。那一年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，屈指算来，我与父亲整整十年没相见了。

父亲已秃顶。我印象中那个身体强健的父亲，变成了形销骨立的老父亲，两眼却还是那么炯炯有神。也唯有此点，仍能显出他倔犟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。

父亲又带回了一斤好茶。

他要亲自将茶送给据他所说的“一个好人”。但他出示的地址，还是两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。

我说按照那个地址他肯定也会白辛苦一次，他却一意孤行，没法子，我只得相陪而往。

一路上，我和父亲都矢口不提两年前被我丢失了的那一斤好茶。我也没因两年前写给父亲那封信而向父亲认错，因那么一来，就会提到那一斤被我丢失的好茶。而父亲也没解释什么，更没训我，仿佛两年前我们父子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。

我和父亲用了更长的时间寻找“一个好人”的家，却没找到。那天很热，我和父亲心里同样着急，我们父子俩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忍不住埋怨了父亲几句，惹得父亲光火起来，站在路旁冲我吼：“我是你父亲！我做什么事自有我的道理！你不埋怨我不行啊？”

我也冒火了，大声顶撞：“我哥哥生病了，我已经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，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不必也不应该瞒我！我有权知道！”父亲气得举起了巴掌，几乎就要扇我一耳光。

团圆的日子里，父亲一直生我的气。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，他的气才终于消了些。我往列车站送他时，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：“到该告诉你知道的时候，当然就会告诉你。但也许，一辈子都不告诉你，也不告诉你妈，更不告诉你弟弟妹妹！”

父亲将他带回的一斤茶又带回了四川，怕留在家里，母亲收藏得不好，糟蹋了。

他的话，使我心怀不安地离开了家。

1977年春节前，我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。当时，我已经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，而父亲已经退休了。父亲是63岁才退休的，因为家中生活困难，单位照顾他晚退休3年。

雪后的一天，父亲命我陪他将他再次从四川带回的那斤茶给他所言的“一个好人”送去。那斤茶，第一次带回哈尔滨时是绿的，再次被父亲带回时，已是褐色的了。父亲舍不得一次次花钱买，请四川茶厂里的茶工将那斤茶焙成了干茶，那样就容易保存了。我提醒父亲：“如果还是原先那地址，不去也罢。明明找不到却非去，何必呢？”

父亲表情深沉地说：“有新地址了。现在的地址确切无误，今天咱们一定会找到他。”

路上，父亲告诉我，“文革”开始不久，他这名获得过许多奖状的老建设工人，竟被不知何人写的一封信揭发成了“伪满时期”的“汉奸特务”。因为父亲会说几句日本话，档案里又有在日本药店当过小伙计的记载，所以造反派们对揭发深信不疑。

“他们将我两条胳膊反吊起来拷打我，像当年的日本人拷打咱们抗日的中国人一样，不但逼我承认是汉奸特务，还逼我揭发别的汉奸特务。我横下一条心，诬陷我的事，打死我也不承认……”父亲讲得很平静，我却听得惊心动魄——那是我这个“红五类”的儿子根本想不到的事。

我心疼地低声说：“爸，其实你当时承认了也没什么。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！”

父亲说：“那不行。我如果承认了，你1974年还能上大学吗？我如果承认了，咱们家不就一下子变成‘黑五类’家庭了？你们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后的种种歧视吗？我如果承认了，继续逼我揭发别人，那我又该怎么办？所以当年我只能横下一条心，诬陷在我头上的事，打死也不承认。”

父亲的话使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。

我和父亲并没再去“动力之乡”，父亲引领我来到了近郊的一处公墓。在一块木碑上，刻着“一个好人”的姓名。父亲说：“就是他，咱们山东的一个人。也是我17岁那年到东北以后，给过我许多爱护的人。当年是他介绍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药店去做小伙计的，而我经常向他汇报日本人尤其日本军人到药店去开药的情况。当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联的人，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一个县的武装部部长。‘文革’中，四川的造反派来到哈尔滨向他搞外调，巴不得由他证明我千真万确曾是‘汉奸特务’。那时他自己也进了‘牛棚’，但他将那些造反派顶得一愣一愣的。他说，你们想要从我这儿得到证言的事，完全是胡说八道！所以，造反派们才不得不结束对我的隔离审查，你才能够顺利地上了大学，咱们家才没成为‘黑五类’家庭。其实，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茶的习惯，但我总得表达一种心意吧！除了茶，我也再没什么更好的东西值得从四川带回来送给他啊！”

父亲将那包从四川带回来又带回去退休后再带回来的茶和一瓶白酒，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前。

我说：“爸，这么放这儿不行，会被看到的人拿走的。”

不由自主地，我跪下了。

我将白酒浇在茶包上，用打火机将茶包点燃了。我和父亲一样，既是一个不喜欢喝酒的人，也是一个不喜欢饮茶的人。

父亲已于十几年前去世了。

如今，茶已成了中国人之间普遍送来送去的见面礼，而且包装越来越考究，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极其奢华的程度。

而今天，我时常回忆起父亲与茶、我们全家与茶的那一段往事……

 (选自《散文选刊·下半月》，有删节)

猜你喜欢：